第二章 (第5/17页)

的不满。
  这是个相当深入的看法，但如以为皇帝对胤祯的失望是绝望，却是大错特错。而有些人看不清这一点，觉得又到了不能不谈建储的时候了。
  其中有个人叫王掞，江南太仓州人，康熙九年的进士，选入翰林院，一帆风顺，早在康熙五十年，便已入阁拜相，官居文渊阁大学士。
  其时正当朝中为废太子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，王掞冷眼旁观，感触特深。原来他的祖父叫王锡爵，是前朝神宗年间的宰相，力争建储，而后果非常之坏。王掞对于他祖父在国史上留下这一段挨骂的记录，痛心疾首，耿耿于怀，总想替祖父争个面子回来。所以早在康熙五十六年，便上了个密折，建议建储。
  自从太子废而复立、立而复废这两番大波折以后，皇帝已经想得非常透彻，身后之事，最明智的办法是暗中留意，择贤而立，所以很讨厌臣下谈建储。不过王掞年将七十，官已拜相，格外优容，只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，以为置之不理，自然无事。
  不久，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嘉猷，邀集同官，一共是八个人，联名上奏，亦是请早日建储。皇帝疑心王掞建言没有下文，指使陈嘉猷等人为他接力，大为不悦，便将王掞的原奏，连同陈嘉猷等人的公折，一并发交内阁议处。
  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，举朝皆知，他是拥护皇八子胤禩的。如今王掞主张复立废太子，与他心里的想法，形成冲突，所以马齐想借刀杀人，提出好些不准轻言立储的口谕作根据，将王掞定了死罪。
  复奏送入乾清宫，王掞在乾清门外待罪，不敢进宫。皇帝却谅解了他，对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说：“王掞的话，原不能算错。不过，他不应该授意言官同奏，言官不能本诸良心、独立行事，成群结党、遇事要挟，是明朝最坏的习惯。你们把王掞的处分，拟得太重了，叫他进来，我有话开导他。”
  于是王掞奉召入宫，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，说了好久好久的话，声音极低，定罪一事，亦就宽免。连陈嘉猷等八人，亦无任何罪过。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，必须年纪较轻、体格壮健这两个条件，告知了王掞。
  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，受命为抚远大将军，特准使用正黄旗纛，等于代替御驾亲征。满朝文武，皆知大命有归。如今安藏一事，已经收功。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，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，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，谁知一无动静。而且众臣上表，三月十八日万寿，请准朝贺，皇帝亦复不许，心境这样之坏，是为了什么？王掞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深感失望，仍旧想立“二阿哥”，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圜，因而再度上奏，请释放二阿哥，话说得相当激切。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，纠合同官十一人，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，与王掞所做的请求，完全相同。
  这一下，激起皇帝的震怒。前后两次，事出一辙！头一次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；第二次明知故犯，绝非偶然。在皇帝看，是王掞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，存心捣乱。其情可恶，其心可诛。再也饶不得他了！
  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，痛责王掞，植党希荣，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，他说：“王锡爵在明神宗时，力奏建储。泰昌在位未及数月，天启庸懦，天下大乱，至崇祯而不能守。明朝之亡，锡爵不能辞其咎。”
  对王锡爵的指责，大致是不错的。明末的史实，在当时信而有证，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，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，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。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，诞育元子，而未进封，显然无宠。从来帝王之家，母以子贵，而子亦以母贵，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，便很可能以幼夺长，被立为太子，所以宰相申时行等，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。皇帝拒绝，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，尚未有子，倘如现在立了东宫，将来皇后生了嫡子，又将如何？
  以后数年，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，到得万历二十一年，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，便全力推动此事。皇帝支吾其词，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，最后计穷力竭，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。此时共有五个皇子，除皇三子封为福王以外，其余三子封为瑞王、惠王、桂王。
  万历四十九年七月，皇帝宾天，即为神宗。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，改明年为泰昌元年。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，在热孝之中，荒淫无度，以致即位十天，便得了病。有个鸿胪寺丞李可灼，私下进了一服丸药，自称是“仙丹”，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，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。皇帝服了一丸，觉得暖润滋畅，胃口大开，非常舒服。哪知再进一丸，到了五鼓天明，呜呼哀哉！这天是九月初一，在位刚好一个月。
  这就是当初宫闱“三案”中的“红丸”一案。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，皇长子即位，是为熹宗，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，搞得宫闱秽乱，丑不可闻，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。
  康熙皇帝的意思是，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，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，但废长立幼，亦知臣下